我与广播结缘，是从进师大广播站开始的。
其实我的普通话说得并不好，只不过从小喜欢装神弄鬼，读中学的时候喜欢朗诵，考进浙江师大后，就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广播站的播音员。
那时侯，学校广播站设在行政楼三楼最东头，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，地板是红色的，因为每周打一次蜡，所以红得特别耀眼。当然，打蜡的活儿也是我们几个播音员干的。自己干的活就特别珍惜，不管天多冷，进屋就得脱鞋，连校领导来了也不例外。
大学里的广播，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最大的作用是当闹钟。清晨６点，只要宿舍边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一响，就得起床。那时侯的流行歌曲是《东方红》，每天开播的第一首曲子必定是它，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——”毛泽东都出来了，你还能不起来？大家七七八八地从被窝里钻出来，手脚快的洗了脸，动作慢的揉着眼，从宿舍里冲出来，到操场上排好队，开始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，做起了广播体操。因为那时的广播体操是这样开头的：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。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。第一节，伸展运动——”班主任班长都会在操场边清点人头，谁没来，那可是犯大错误了——视同上课迟到。
我们宿舍里曾经设想过：要是早晨停电，喇叭不响，那该多幸福，可以名正言顺地睡懒觉了。其实，不光是我们宿舍，几乎全校同学都有过这样的设想。
遗憾的是，虽然当时经济不发达，但从来不停电。所以懒觉也一直没睡成。
终于有一天，机会来了。
广播站的播音工作是每周轮的。轮到你，这一周就得起床特别早，《东方红》要你去放呢。那天是个大冷天，我不知怎的，睡得特别死，过了６点，还在被窝里做梦呢。生物钟特别准的那些班主任们已经站在了操场边，高音喇叭还没响。到了６：４０，校团委书记丁老师急冲冲敲开了我们宿舍门：“董慧临，你还没去放广播啊！闯祸啦！”如同晴天霹雳，把我从被窝里炸醒。等到我百米冲刺撞进广播站合上电闸打开机器放上唱片送出《东方红》时，窗外的东方早就不红了，已经一片亮堂了。那天，全体同学都没去做广播体操，而是直接进了食堂。而且，还不算迟到。
我是乖乖地把检讨贴在了广播站的墙壁上。可同学们碰到我（不管是本系还是其他系的）却都由衷地向我微笑点头：谢谢你哦，让我们睡了个合法的懒觉！
想不到大家的懒觉也是建立在一个人的痛苦之上的。
不过，别以为我是牺牲自己为大家谋福利，到头来，最得利的还是我自己。
为了杜绝这样的播出事故，校党委宣传部决定，破例允许做早班的播音员睡在广播站里。学校还为此买来了一张单人床。我出于将功补过，要求永远做早班。哈哈，领导同意了。
同学们都说我是因祸得福住进了豪华房间。是啊，打过蜡的地板即使在宾馆里都很少，绝对豪华。而且，不用出一分钱的房租，大有一种小狗儿落污坑的感觉。真爽！
更爽的还在后头呢。
到了大二，原来担任广播站站长的老兄要毕业了，几个播音员一碰头，看在我以站为家的份上，一致推选我来接任。从此，我这个广播站站长就名正言顺地连站带睡都在广播站里了。从大一第二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，我再也没回过自己寝室睡觉。
既然当了站长，总得做点不一样的事情。
先把名改了吧。不是改自己的名，而是改站名。原来大学里都叫广播站的，而我们模仿的榜样都是称台的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，我们何不也来个台呢？就叫浙江师范学院广播台吧，少了个电字，也算区别于正宗的电台（虽然我们不缺电）。这以后，都一直叫广播台了。
清晨６点，东方还是那个红，广播却成了那个台，挺得意的。
其实真正得意的是广播台拥有几位业务极强的学姐。
７７级中文系的桂迎是全校公认的才女，写小说编剧本导演表演舞蹈样样在行。她是我们广播台的台柱。为了丰富广播节目，她拉来自己班上的同学一个通宵录制了好几个广播短剧，全部是原创的。中午开饭时一放，食堂里的同学都听得忘了打饭了，不是因为精彩，而是因为亲切。从她那儿，我学会了用家用四喇叭录音机录制广播剧的手艺。
苏唯谦也是７７级的，她的播音是最象正宗播音员的，语速平稳，语调亲切，语音准确。只要轮到她当班，听的人就很难分辨这是转播省电台呢还是产自学校广播台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平时她的说话，虽然也是普通话，但平翘舌音都不分的，一平到底，而一旦拿起了稿子，就字正腔圆了，翘舌音还卷得特别准。绝！我们广播台的人都把她的播音作为典范来模仿。她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区别评论、通讯和新闻的不同播法。
广播真是女人的天下。现在不管哪个电台，跑进去一问，肯定女主持人多于男主持人，那时，广播台也是女播多。大概女人生来伶牙利齿吧。
嘴皮子最利索的，莫过于数学系的学姐张晨苏了。她播新闻速度之快令我们赤脚都赶不上。她是北方人，自己抄录了一本厚厚的绕口令。她到了大四因为忙于学业，就不再来广播台播音了，把绕口令本子留给了我们，这个本子也成为广播台第一本业务教材，传了好几届。
那时侯不流行姐弟恋，所以校园里也不会把比自己年龄大的女生叫姐。惟有叶建军是例外，我一直称她为叶姐。当然这跟姐弟恋无关。每次我和她搭档播音时，她都会象照顾弟弟一样地提前帮我买好饭菜，并叫我先吃，她来播音，等我吃好了再换她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在播新闻时，把一个响亮的饱嗝也肆无忌惮地夹在新闻中播了出去，她才细心关照我：“还是播完再吃吧”。这是我最早知道的广播职业操守。
这几位学姐毕业后都没从事广播工作，似乎有点遗憾，不过，正是这点遗憾成了我的幸运。要是她们在电台工作的话，哪还轮得到我在广播里混呢。而对她们来说，并没有遗憾，因为她们现在都干得很出色。桂迎姐带领浙江大学的话剧社到北京上海演出，都引起极大的轰动。苏唯谦担任过市一级的“长”。叶建军现在作为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在非洲从事汉语教学工作。
惟独失去联系的是张晨苏。不知她还在浙江工作吗？真希望她不要听到我在广播电视里的声音，因为我的普通话还不是很标准，愧对那本绕口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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